我在波兰“播种”“寻宝”（语文摆渡人）

去年9月，我启程前往波兰格但斯克市，开始了我作为格但斯克大学孔子学院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的为期一年的任期。日前，我完成了在孔院的最后一堂《HSK标准教程》课程，在合上书本，走出教室之际，心中不免涌起一丝不舍。

在波兰的近一年时间里，我的工作主要围绕两个方向展开：一方面，我在讲台上扮演着推广中文和中华文化的“播种者”角色；另一方面，我利用课余时间，积极地在海外搜寻和整理中国古籍，如同一个“寻宝人”。

在课堂上，我尝试将太极拳融入教学，让学员在动静结合中学习中文。

在孔子学院，我不仅承担了《HSK标准教程》的常规教学任务，还主动创新课程模式，开设了太极拳和太极扇课程。这些新课程一经推出便吸引了众多当地居民前来体验，太极课很快成为了孔院的一张特色名片。

在当地一所高中的教学点，我设计了一种“中文+太极”的连堂课程。前半段45分钟以“静”为主，教授汉字和词汇；后半段45分钟则以“动”为主，让学生通过肢体动作来感受中国文化。学生们在学习太极拳招式如“起势”“云手”“收势”时，能够立刻将课堂上学到的中文指令和哲学概念运用其中，这种即学即用的方式让学生们普遍反映“学得不累”。

太极课的学员年龄跨度很大，年龄最大的已达75岁，但更多的是20岁出头的年轻学生。白发苍苍的退休教授和朝气蓬勃的学生们一同练习着起势、云手、收势，即使动作不够标准，但他们神情专注。太极拳的魅力在于其普适性，无论年龄大小，都能从中获益。

一位当地高中教师在练习一段时间后告诉我，他的膝盖感觉好多了。这种来自身体的真实反馈，证明了太极拳不仅是一种拳法，更是一种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

除了太极课，我还参与组织了中华文化传播工作坊。从笔墨书法的挥洒、国画的意境，到剪纸的灵巧，再到踢毽子的欢笑和京剧的韵味，每一次体验式工作坊都促进了面对面的跨文化交流。

看到波兰朋友们在握住毛笔写下第一个“永”字时的专注，在剪出窗花时的惊喜，以及第一次踢起毽子时的笨拙，都让我深刻体会到，文化传播并非抽象的概念，它就体现在每一次具体的互动之中。

在课余时间，我深入图书馆，搜寻流散在海外的中文古籍。

如果说教学和工作坊是在当下“播种”，那么寻找海外汉籍，则是一次对历史纵深的“寻宝”之旅。

这个想法并非偶然。我在本科期间就曾参与导师的古籍回归与点校整理工作，对散落在海外的中文文献一直十分关注。来到格但斯克后，我萌生了一个念头：在这座拥有数百年贸易历史的港口城市，图书馆里是否会收藏有中国古籍？

我利用课余时间，逐一联系格但斯克市内的各家图书馆，询问是否有中文藏书。大多数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对此感到意外。经过一番周折，我终于从波兰科学院格但斯克图书馆获得了线索。

经过数月与图书馆方的邮件沟通，我了解到，早在1945年之前，该图书馆就已收藏了一批中文书籍。然而，当时的图书管理员并不懂中文，只能根据猜测为书籍“自创”德文书名，并进行非正式的编目。进入珍藏馆需要专门的申请，我与馆方反复沟通，详细说明了我的研究目的，最终获得了进入珍藏馆进行调研的许可。

当我走进位于瓦沃瓦街15号的珍藏馆，一批民国时期出版的中文古籍展现在我眼前，其中包括《青年修养录》四册、《诗韵合璧》五册、《官话字母》《诗法入门》两册、《诸子百家精华》三册等。

这些书籍静静地陈列在波罗的海之畔的书架上，不知已经等待了多少年。由于无人能够识读汉字，许多书籍的标签被贴反了——中国古籍是从右往左翻阅的，这与西文书籍的阅读方向相反，而图书馆方面对此并不了解。多年来，这些书籍未能得到妥善的整理和保护。

在查阅藏书记录后，我发现所有这些古籍均来自同一位捐赠者——“赵先生”。然而，这位赵先生究竟是谁？他为何来到格但斯克？又为何将这批书籍留在此地？这些问题至今仍是未解之谜。目前，我已经与图书馆方预约了进一步的资料查阅，我希望能顺着这条线索，深入挖掘这位赵先生与早期汉籍收藏的故事，为海外中国古籍的保护和汉学研究贡献一份力量。

站在珍藏馆中，抚摸着这些泛黄的书页，我常常会想起在太极课上与波兰学员一同完成“收势”的场景。一个是让人们在当下通过肢体感知中华文化，另一个则是通过双手触摸中华文化的过去。这两者看似不同，却有着共同的意义：为中国与世界之间搭建一座相互理解的桥梁。

“播种”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当下的中国，“寻宝”则是为了让那些散落在海外的中华文化印记不再被遗忘。在格但斯克的这段志愿服务时光里，我一直在为之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