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署名之争”，根本在科研评价体系改革

近期，部分期刊提议或已实施论文单独署名制度，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支持者认为，此举有助于解决“挂名作者”和“人情署名”等学术不端行为；然而，反对者则担心，这种一概而论的做法可能会阻碍正常的科研协作，并给博士生培养和青年学者的发展带来更大挑战。

这场关于论文署名方式的讨论，表面上是关于作者标识的议题，实则触及了科研评价、人才培养、学术伦理乃至整个学术生态的深层问题。关键在于，我们应该关注的并非仅仅是谁拥有署名权，而是署名方式背后所体现的评价导向，以及如何建立一个更为科学和公平的科研评价体系。

论文署名不仅代表着学术声誉，更与项目申请、职称评定、人才引进、博士毕业以及高校的绩效考核等现实利益紧密挂钩。一篇高水平的论文，可能直接影响到一位博士生的毕业资格、一位青年教师的留校机会，或是一位科研人员能否获得更多的学术资源。因此，论文作者署名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学术贡献记录，演变为与作者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凭证”。

由于署名与利益的深度捆绑，原本应真实反映学术贡献的署名，逐渐被异化为利益分配的工具，催生了挂名作者、馈赠作者、影子作者等学术失范现象。一些并未做出实质性贡献的人却占有作者席位，而另一些付出大量劳动者却未能获得应有的署名。这不仅损害了科研的公平性，也削弱了学术共同体的公信力。

因此，规范论文署名、维护科研诚信，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联合署名等同于学术不端。

现代科研日益呈现出团队协作、跨学科融合和复杂化的趋势。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即使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越来越需要不同学科的参与。从理论构建、数据分析到技术支持，不同成员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合作研究已成为知识创新的重要途径。导师与学生之间的合作，也是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导师不仅提供学术指导，还帮助学生建立研究能力、熟悉学术规范并融入学术共同体。对于真正做出贡献的合作研究，联合署名不仅是合理的，也是科研规律的体现。

因此，真正需要治理的并非联合署名，而是虚假署名；并非合作本身，而是“利益绑架”下的合作。署名之争，本质上也是“破四唯”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事实上，当前围绕署名产生的诸多矛盾，其根源不在署名制度本身，而在于科研评价体系。

近年来，国家持续推进科技评价改革，强调“破四唯”，其目的并非否定论文，而是反对将论文数量、署名顺序等单一指标作为衡量科研水平的唯一标准，以使评价真正回归到创新质量、实际贡献和社会价值。如果评价体系未能实现根本性转变，即使全面实行单独署名，也可能催生新的形式主义；即使今天取消了联合署名，明天也可能出现新的利益替代方式。只有真正破除“四唯”，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围绕论文署名的利益竞争，让科研回归探索真理、服务社会的初心。

未来，一个更合理的署名机制，应当坚持以贡献为导向，而非以排名为导向。国际上许多期刊已采用作者贡献声明制度，详细说明每位作者在研究设计、实验执行、数据分析、论文撰写、项目管理等方面的具体工作，使署名不仅有排序，更有责任和依据。这种机制相较于简单规定单独署名或联合署名，更能真实反映科研贡献，也更有利于遏制挂名现象。

同时，还应建立更为科学、多元的科研评价体系。评价科研人员，既要考察论文成果，也要关注原创思想、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及成果转化；既要重视代表性成果，也要尊重不同学科知识生产方式的差异。对于文史哲等以独立研究为主的学科，可以更加突出原创思想；而对于人工智能、工程技术、医学等合作创新特征明显的领域，则应充分认可团队贡献，避免用同一套标准评价所有学科。

更重要的是，评价重点应放在“解决了什么问题、产生了什么价值、培养了什么人才”上。只有将高质量创新置于评价核心，而非论文数量和署名排序，才能切实减轻青年学者和博士生的论文焦虑，并从源头上减少挂名、抢署名等学术乱象。

论文署名折射出整个科研生态，它既关系到学术伦理，也影响人才培养；既反映科研合作模式，也揭示评价制度的运行逻辑。归根结底，当下的“署名之争”争夺的并非名字本身，而是与之相对应的获益权。一个真正健康的学术生态，应当确保每一位做出真实贡献者获得应有的尊重，充分鼓励合作创新，并通过制度保障学术诚信。

(作者系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兼职教授)

作者：李志民

来源：中国青年报